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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avayu 发布日期: 2007-05-12
【专栏1-2】经济分析中人的行为假定
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这是经济分析中的一个基本行为假定。在经济学家眼里，人们出于本能地追求自身私利的行为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为什么要假定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呢？因为经济分析表明，人们可以通过成本收益计算，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而在一定的条件约束下实现某种最大化。
人是生存在一个稀缺性世界中的动物，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有道是：天上不会自动掉馅饼，免费的午餐并不存在。人们必须通过付出才能得到，但人们也不会长期做无效的付出，只有在付出带来的好处大于此付出的代价时，人们才会选择付出。人们心中的这本账就是成本收益计算。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想要做的事情很多，然而能做成的事情却很有限，因此便只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正如一个经典性的难题所提出的：“假如你的老娘和女友同时落入了湖中，在只能救一人的情况下，你会求谁？”若将这一问题询问不同的人，也许答案会各不相同。譬如，第一位先生说：“我会救老娘，因为老娘今生今世只有一个，女朋友嘛，以后还可以再有！”而第二位先生则说：“我会救女友，因为老娘会游泳！”
由此看来，这两位先生自然是有一些不同的。第一位先生可以说是一位亲情至上主义者，而第二位先生则是一位地道的现实主义者了，但这并不妨害他们两位都是理性的，在紧急情况下，他们都做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假如他们在此紧急情况下，不是如此而是惊慌失措，既想救老娘又想救女友，结果两个都救不了，那才叫不理性呢！
理性也是在一定约束下的某种最大化，按照经济分析的逻辑，抽象的最优状态是不存在的，理性的人也只有在现实中的种种约束下去寻求最优的状态。在前述的难题中，将老娘和女友都救上来岂不是更优的结果吗？但在实际给出的条件下，这又是极不现实的想法。因此两位当事人就只能在只救一人的约束条件下，做出最优的选择。但具体来说，第一位先生在此约束下选择救老娘是一种最优选择，因为他是亲情至上主义者，所以选择救老娘；而第二位先生在老娘会游泳，而女友不会游泳的条件约束下，选择救女友也不失为一种非常务实的最优选择。
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这一经济学的行为假设如果是可以接受的，那么现实中怎么还会发生种种似乎是不理性的行为呢？比如，大家都知道酒后驾驶是相当危险的行为，可交警总是经常查到有人酒后驾驶？人不是理性的吗，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这里我们需要把理性和概率联系起来分析。从个人驾驶的角度来看，这种危险性始终只是一种概率，而并非必然发生。假如这个概率为1%，那只是意味着他每酒后驾驶100次，可能会发生一次事故，因此，一个理性的个人也完全有可能冒一冒这个险。
但若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酒后驾驶却是十分可怕的行为。因为如果社会每纵容100次酒后驾驶，根据1%的概率，总会出一起事故，尽管其它99次没事。所以，从全社会的角度，交警严查酒后驾驶也是理性的选择。由此我们看到，个人的理性和社会的理性有时还可能会产生一些冲突。
摘自：李仁君《理性与概率》，《海南日报》2005年4月20日
[ Last edited by lavayu on 2007-5-16 at 15:43 ]
作者: hkdavid 发布日期: 2007-05-14
【专栏1-3】苹果，你肯定吃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你知道吗？
我们每个人都吃过苹果，但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二者有何关系呢？请听我下面慢慢道来：
假如你最近比较忙，没有时间上街买水果，可你又特别想吃苹果。正在你馋的团团转的时候，你的女（男）朋友推门而入，手里提着你最爱吃的苹果。这时候你抢过一个苹果，顾不得洗一下，或者削削皮，只在衣服上蹭了两下，你就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苹果到了嘴里，清爽可口，心里那是相当舒坦了；第二口，香甜如蜜，正如你身边的女（男）朋友；第三口，脆生生的，感觉还不错；第四口，你就发现嘴巴有些累了，要慢慢嚼；第五口下去，你就想最好洗洗再吃，不然不卫生。就这样想着想着，一个苹果就下肚了。恰好这时候你的女（男）朋友已经为你削好了一个，拿在手里，你发现自己现在不太想吃了，但是碍于一番真情，合着爱情的蜜，你又吃了一个。虽然你已经连续吃了两个，但你亲爱的人，唯恐你还没有吃够，又给你削好了一个，这时候，你才发现原来苹果的味道是可变的，从第一口的清爽可口，到如今的如同嚼蜡。当你机械般地嚼完第三个苹果后，你可能好几天不想看到苹果。
苹果给你带来的满足程度就是经济学中“效用”，每多吃一口苹果给你的满足感的增加，就是苹果的边际效用。苹果给你带来的满足感每多吃一口，就要下降一点，也就是说边际效用在逐渐下降，这个“再好的东西吃多了，都不好了。"的常识，就是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拓展一下：你女（男）朋友给你递上第三个苹果的时候，她（他）是出于爱，不知道你真的不想吃了。这说明苹果给你带来的满足感，别人是不知道的，也就是说效用是主观的。
注？：这是我的原创，虽然和下面的有点重复，都是诠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但是方式有些不同，姑且放这里，等我有了更好的，再更新。:D
[ Last edited by hkdavid on 2007-5-16 at 20:34 ]
作者: lavayu 发布日期: 2007-05-16
【专栏1-4】天下无贼与边际分析法
天下无贼是世人理想的人间景象。在经济学家看来，人们希望天下无贼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通常情况下要达到这种境界却是不现实的。因此，经济学分析的结论可能倾向于一个社会应当存在适当数目的小偷，而不必追求天下无贼。这听起来似乎有点荒诞不经，但如果引入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法，这一结论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法强调的是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思想。这个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大量运用始于19世纪70年代一批工程师投身于经济学研究的运动，这被称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
为什么不必追求天下无贼呢？边际分析会给我们提供答案。从边际上，我们每抓住一个小偷，就可发避免一定的公民财产损失，不妨假设它为100，这就是抓小偷的边际收益（即每多抓一个小偷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但抓小偷也是有成本的，并且这个成本在边际上呈现这样的特点：小偷数量越少时，抓一个小偷的边际成本就很高（这是因为极少数小偷隐藏在茫茫人海中，要抓住他实在是太困难了）；相反，如果小偷数量很多时，在边际上多抓一个小偷就很容易，因为当满街都是小偷时，警察是十分容易发现并抓获小偷。因此，结合抓小偷的成本和收益，就有一个最优的度，在这个度上决定了小偷的数量，使得抓小偷的边际成本等于抓小偷的边际收益，比如，二者都等于100，就是社会可以容忍的小偷数量了。因为要使小偷数量低于此数，在边际上投入抓小偷的成本就会大于100，得不偿失；而小偷数量高于此数，说明在边际上抓一个小偷的成本必定低于一个社会上少一个小偷带来的收益100，这说明超出这个最优数量的小偷都是应该被抓起来的。所以，按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一个理智的社会并非一定要实现天下无贼，而只需将小偷的数量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就是最好的做法了。
摘自：李仁君《雾里看花般的经济学方法》，《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4期。
[ Last edited by hkdavid on 2007-5-16 at 18:16 ]
作者: lavayu 发布日期: 2007-05-16
【专栏1-5】通过假设进行抽象分析
在茫茫沙漠中，烈日当头，几个饥饿交迫的学者由于没有工具，面对一堆罐头食品与饮料一筹莫展。于是，他们讨论如何开启罐头。物理学家说：给我一个聚光镜，我可以用阳光把罐头打开。化学家说：给我几种化学药剂，我可以利用它们的综合反应来开启罐头。经济学家则说：假如我有一把开罐刀……
我们不能因为经济学家的假设最直接就觉得它最没有可能。相反，如果回到一般情况下，经济学家的假设无疑是最容易与现实相符的，最易为人所接受的。这个故事只能说明经济学更加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般高深莫测。它所假设的内容平时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因此，经济学家最能挖掘假设对理论的巨大作用，根据弗里德曼提出的假设不相关命题，即使假设本身是不现实的，但并不影响以之为手段得到正确的结论。
在一些假设的基础上进行抽象分析，似乎又是经济学不得不做的选择。马克思说过：“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济，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此语道出了抽象分析对经济学的重要性。
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假如你要去美国旅游，但对美国又不熟悉，为了全面地了解美国，你可以找到一张美国航天局制作的卫星地图，它虽然完整地记录了美国的山山水水水乃至一草一木，但对于普通人而言，由于它信息太全面了看了以后反而一无所获。
于是，你又找了一张美国旅游局制作的旅游地图，这是一张经过大量删减的地图，它不再详细记载到美国的一草一木，而只记载了主要的山脉、河流、道路、城市等有限的信息，但正是这张有限信息的地图却能给你以帮助，使你能够了解美国。这里的旅游地图是经过抽象和简化了的地图，一般地图都是有比例尺的，比例尺就起到了一个抽象和简化的作用，这正说明了生活中为什么我们从来都不需要比例尺为1比1的地图。
经济学的方法需要假设，但不意味着经济学只会停留在假设上，一定的假设只不过是为了得到最终结论的手段，经济学理论的进展往往是在不断放松假设条件并步步逼近真实的过程中取得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们认识问题总是先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回到具体。正如上述例子中，你在旅游地图的引导下进入了美国，但最后不会受到地图的束缚，你完全可以真实地饱览美国地图上并没有记载的山水草木。
摘自：李仁君《假设本身并不重要》，《海南日报》2005年11月2日。
[ Last edited by lavayu on 2007-5-16 at 15:44 ]
作者: lavayu 发布日期: 2007-05-16
经济学三味
一、经济学是快乐之学
经济学从其产生之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因过分关注于财富本身而忽略了应有的人文关怀，经济学难免被人指责为是一门枯燥和沉闷的科学。但是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和视野的拓展，经济学早已从沉闷走向欢快，经济学已经日益成为快乐之学。经济学重点关注的内容已从财富本身转变为人本身的快乐。
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W. S. Jevons）认为，经济学不过是“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经济学的任务当然是最大程度地增进快乐并减少痛苦；生于爱尔兰的英国戏剧大师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称“经济学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追求人生的幸福就是追求人生的快乐，这是人生的本能要求和归属，萧伯纳把它和经济学联系在一起，自然是有大师级的感悟了。
经济学理解的快乐又是一种相对的快乐。不同人对快乐都有不同的理解，但经济学把快乐的方程式定义为“效用”与“欲望”之比，因此快乐总是相对的。按照快乐的方程式，快乐应与分子上的“效用”成正比，“效用”大小由财富的大小决定，这样，快乐程度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少是有正的关系的；但快乐还与分母上的“欲望”成反比，这样快乐程度的大小似乎又不与财富的多少成完全的对应关系，倒是和人们的心态有一定的关系。经济学的这种分析恰合了“知足者常乐”的古训。
最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国际知名的十大华人经济学家之一，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黄有光教授也主张，经济学用“快乐”代替“财富”来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就更加科学。按照黄有光教授的研究，人均实际收入差距只能解释人际快乐程度差异的2％左右。在人的生命周期中，与人们的通常感觉不同，人在孩童时期还不是最快乐的，而到了壮年或者中年，也就是通常在30岁时，人的快乐程度会最低，再往后人的快乐程度又会不断上升，原因是30岁时面临着赚钱、养家、职业升迁与否、是否买房子等很多难题，而往后这些因素相继会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所以，人一生的快乐程度是小时候和老的时候比较高，而30岁时最不快乐。从这个角度看，人在30岁压力最大时自杀，最不合算，因为此后人的快乐程度会不断增加。
二、经济学是厚积之学
经济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一方面，经济学因研究人类行为而被划为社会科学，但它研究的又是人类的经济行为，经济行为由于和财富的关系，远远区别于人类的其它行为，使其占据了独特的地位；另一方面，经济学研究财富和生产关系就不能不涉及数量关系，因而它又兼具了某些自然科学的特性，但经济学的这种数量关系不似天体运动和分子结构这种数量关系的单纯，还掺杂了人间的私利和争斗在其间。故而，经济学需要多种知识的积累，经济学是需要付出努力才能学好的，经济学必须厚积薄发。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J. M. Keynes）认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在某种程度是一个数学家、历史学家、国务活动家、哲学家……像艺术家那样冷漠和正直。”
在经济学发展史上，构建经济学大厦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一生辛勤著述，但只留下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部著作。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而《资本论》还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还不断地与病魔和贫困做斗争，并留下了至理名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所以，对于不甘心沉闷立志攀登科学高峰的人，学习经济学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挑战而又生产快乐的过程。
三、经济学是致用之学
经济学是面向生活的科学，也是致用之学。经济学的理论虽然博大精深，但却可以做到雅俗共赏，学入浅出。其实经济学最普通的道理就是教人如何占便宜的。理智的人对占便宜总是心怀谨慎，因为便宜不好占。经济学强调的是，便宜要占，但千万不要单方面占便宜，自己便宜的同时，也让对方便宜。这就是谋求“双赢”的理念。而从理论上证明“双赢”及其实现条件，是由经济学完成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提出“帕累托最优”标准，就是经济的一般均衡标准，也是“双赢”的标准。这应该是经济学可以致用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主要贡献。
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极大地改变了历史并继续改变历史。
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一书不仅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系统科学，而且在该书中斯密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对英国和整个世界影响极大。所以，作为经济学的斯密被收录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 一书中。
同样作为经济学家被收录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中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对世界的影响也许用一个简单的事实可以说明。在马克思逝世后大约一个多世纪的今天，至少在名义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已超过13亿。这个数字在人类史上比任何皈依其他思想体系的信徒还要多，从占世界整个人口数字的比例来看也是史无前例的。
还有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世界。凯恩斯在1936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及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在二战以后被大部分国家所采用，造就了发达国家在战后长达20多年的高增长和低通胀的“黄金时代”。然而，凯恩斯的敏锐早在一战之后就已经显示出来，但当时人们未能领会而已。一战以后，根据凡尔赛和约，得胜的同盟国所要求德国支付的赔款用今天的货币计算达到惊人的2000亿英镑，它们还对德国工业施加了种种限制。
和当时许多人的观点不同，凯恩斯不同意对德国采取这种过分的措施，他认为德国是被迫支付它所没有的金额，同时它获得这种经济实力的手段也被剥夺了。凯恩斯于1919年12月出版《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对此进行了辛辣的抨击。他认为这一赔款既不会得到全部的支付，也不会使和平得到保障。以后的历史证明凯恩斯没有看错，一战后所造成的经济混乱的确为纳粹的崛起和希特勒的上台播下了种子。
二战中盟国再次打败了德国和轴心国，战争给所有各方造成的经济上的损失也再次成为天文数字。但是这次人们吸取了1919年没有听从凯恩斯主张的教训，1945年没有出现那种灾难性的赔偿要求。二战以后凯恩斯的经济学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各国政府纷纷采用“干预主义”政策来指导国内经济。
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在当代的体现更加强烈。经济学家们雄心勃勃，正在越来越准确地预测着现实的经济走向。同时，经济学家正在越来越多地成为各国政府和总统们的高级顾问。1992年美国大选期间，克林顿的首席战略顾问为了使竞选集中在关键问题上，竟在他的办公室贴了一条标语：“笨蛋，要谈论经济！”
综上所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学好经济学。本书是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部分，学好微观经济学又是学好其它经济学的基础。所以，只要勤学善思，活学活用，你一定能学好微观经济学并享受到它的快乐。
转自李仁君：第六届全国MBA教学研讨会发言稿
[ Last edited by lavayu on 2007-5-16 at 15:44 ]
作者: lavayu 发布日期: 2007-05-16
【专栏2-1】从买车看需求
我国已经入世了，不少汽车厂也在忙着降价，关于汽车进入家庭的话题又多了起来。笔者有两个朋友，一个是蓝领朋友，一个是教授朋友，这两个朋友的实际情况很不相同，但在汽车进入家庭方面却颇为一致，那就是近期不会拥有汽车，尽管这只是同果不同因。
先说蓝领朋友。蓝领朋友是一家公司的职工，公司离家很远，工作节奏又很紧张。每天坐公交车上班，得起大早，太辛苦。从蓝领朋友内心来讲，能拥有一辆自己的汽车，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但即使考虑到降价的因素，蓝领朋友盘算一下自己的收入，还是养不起一辆汽车。因此，购车计划只能作罢。而教授朋友则是一所高校的知名学者，改革开放所启动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运动，给这位教授朋友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经过几年的讲学、办班，教授朋友也成了有钱人。对教授朋友来讲，买车和养车的费用问题早已不在话下，但教授朋友仍然没有买车的意思。据教授朋友自己讲，我大部分的活动是在家与学校之间，活动半径不超过一公里，即使外边有事，也总有专车接送。所以，对我来讲实在没有必要买车。鉴于以上情况，汽车销售公司在开发这两类市场时，必须区别对待了。蓝领朋友虽然有强烈的购买意愿，但却受制于支付能力不足，汽车公司要想满足这部分需求，就要解决这部分消费者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比如开发经济适用车型以及实行汽车消费信贷等；教授朋友没有形成需求主要在于其购买欲望没有被刺激起来，汽车公司可以考虑通过广告攻势和营销策划来改变他的消费观念，使这部分潜在需求得到开发。
摘自：李仁君《从买车看需求》，《海南日报》2002年3月21日
[ Last edited by lavayu on 2007-5-16 at 15:45 ]
作者: lavayu 发布日期: 2007-05-16
【专栏2-2】从捕鱼话供给
海南为期两个月的伏季休渔解禁开捕，海南市场上又恢复了海洋捕捞产品的供给，消费者又可以吃到从海里捕上来的各种生猛海鲜。从休渔到解禁，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海洋捕捞产品的供给问题。根据经济学的分析，要形成有效的供给，必须同时具备供给的愿望和供给的能力这两大条件。
影响供给愿望的因素主要有：供给品的价格，投入品的价格以及预期等。实际上，供给品的价格越高，投入品的价格越低，预期赚到的利润越多，生产者就会越倾向于多供给。因为生产者的供给愿望主要来源于追求利润的动机。以海南海洋捕捞为例，虽然海南四面环海，海产资源十分丰富，但在改革开放之前，也很难见到大量的海洋捕捞产品供应市场，其原因就是那时海洋捕捞产品价格很低，而且定得很死，渔民也就没有生产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后，海洋捕捞产品价格放开，渔民出海的积极性提高了。从投入品的角度来看，使用以风力为动力的帆船作渔船的主要投入就是人工和设施的费用了，但在使用机动渔船的情况下，还要考虑燃料消耗的费用。在海洋捕捞产品价格一定的前提下，渔民出海捕鱼所需投入品的这些费用越高，渔民就会越倾向于少出海；这些费用越低，渔民就会越倾向于多出海。
哪些因素影响供给的能力呢？主要有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等因素。任何供给行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的，只有掌握了某种产品的生产技术，生产者才有可能向市场提供该种产品。不同的生产技术所能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以捕鱼为例，用帆船作渔船只能捕到数量不多、种类有限的海鱼；而使用大吨位、适航性能好的渔船进行捕捞就是另一种概念了。比如，在海南省护渔行动中，省海洋与渔业厅组织了大吨位、适航性能好的渔船结帮开赴中、深海区作业，探索中深海捕捞的组织方式，提高捕捞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在技术一定的前提下，生产者的经营管理知识也能影响供给，科学的经营管理使资源的配置更有效。所以，一个管理有方的船队要比一个管理混乱的船队更有生产效率。
政府政策可能是既影响到供给愿望又影响到供给能力的一个因素。比如，政府对某种产品征税，如果税收不能完全转嫁出去，就会影响该种产品供给的积极性，同时也削弱了该种产品的供给能力。政府有些政策可能是禁令，即不准做什么，比如禁止供应毒品；或在规定时间内不准做什么，比如规定时间内休渔。以休渔为例，休渔期内海鱼的供给就中断了，但从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来看，定期休渔是完全必要的。据 “世界鱼类中心”和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称，由于世界人口的急骤增长和无节制的滥渔滥捕，未来20年内发展中国家的10亿人将无鱼可吃。按全世界现有的人口增长速度和人类消费鱼类数量要翻番来计算，50年之内海洋的鱼类储量将无力满足人类的消费。可见，如不采取措施，海洋鱼类的市场供给将会出现危机。
通过一定时期的休渔，实现了渔业资源的可持续供给。据了解，海南在今年休渔期间，海洋渔业部门认真落实各项休渔措施，加强监管，使休渔工作落到实处，全省 3279艘休渔渔船全部入港，违规作业渔船明显减少。从休渔的效果来看，海南省休渔4年，效果十分明显，渔业资源得以迅速恢复，捕捞产量连年递增。南海水产研究所提供的资料表明，近几年开捕后的平均鱼获率比休渔前提高1.5倍，鱼的个体增大一倍以上。在品种方面，马鲛、乌鲳、蓝圆鱼参、带鱼等鱼汛旺发。通过休渔实现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综合发展。现在，休渔在海南已变成渔民的自觉行动。通过休渔，实际上是提高了渔民海洋捕捞产品的长期供给能力。
摘自：李仁君《从捕鱼话供给》，《海南日报》2003年1月15日
[ Last edited by lavayu on 2007-5-16 at 15:46 ]
作者: lavayu 发布日期: 2007-05-16
【专栏2-3】需求价格弹性与营销策略
对于需求富有弹性的商品，我们不难想象，如果商家降价一定比例，必然会使销售量增加的比例更大，因而总销售额就会增加，假如利润是销售额的一个固定比例，那么，商家就能增加利润；而对于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情形就正好相反，如果商家降价一定比例，虽然也会使销售量增加，但增加的比例小于降价的比例，那么总销售额反而减少，利润也减少了。
对商品价格进行调整，必须对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有非常充分的认识，在此前提下才可以做出正确的决策。否则，就有可能事与愿违，好事办成坏事。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1979年我国农副产品调价，猪肉上调20 ％左右，在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下，猪肉的需求还是比较富有弹性的，所以，猪肉涨价后人们的部分购买力转向其他代用品，猪肉的需求量迅速下降。国家不得不将一些三、四级猪肉降价出售，加上库存积压，财政损失20多亿元；再加上农副产品提价后给职工的补助20多亿元，财政支出增加40多亿。
国家某些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都要考虑需求价格弹性的具体情况。
首先，对于那些需求缺乏弹性的生活必须品而言，价格必需保持基本稳定。比如，对农产品来说，如果价格大幅度下降，会使生产者收益减少，从而对生产不利，这就是“谷贱伤农”的原因所在。大概我们都记得叶圣陶先生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里这样的情节，小说里的“旧毡帽朋友”在风调雨顺，多收了三五斗米之后，满怀着改善生活的愿望去粜米，却因为米价的大跌而使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这是对“谷贱伤农”这一格言的最生动的写照。为了避免“谷贱伤农”，现在各国政府都对农业实行一定的保护政策，一般的做法是，当农业丰收时，政府按照“保护价格”收购农产品，以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和正当利益。
其次，如果农产品价格大幅上升，根据需求弹性理论，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收入会大幅增加。但由于农产品是生活必需品，它关系千家万户的生活问题，如果农产品价格大幅上升，就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在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期间，政府就会相应地出台有关经济政策来稳定农产品价格。比如，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粮油价格上涨风潮中，国家就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政府制定了“最高限价”，为粮油价格上涨设置了上限；另一方面，政府将大量国家储备粮油以平价投放市场，以控制粮油价格，最终粮油价格上涨风潮被有效地遏制住了。
摘自：李仁君《降价促销与需求弹性》，《海南日报》2001年1月3日
[ Last edited by hkdavid on 2007-5-16 at 18:14 ]
作者: lavayu 发布日期: 2007-05-16
【专栏3-1】 从春晚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大约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我国老百姓在过春节的年夜饭中增添了一套诱人的内容，那就是春节联欢晚会。记得一九八二年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的出台，在当时娱乐事业尚不发达的我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晚会的节目成为全国老百姓在街头巷尾和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题材。
晚会年复一年地办下来了，投入的人力物力越来越大，技术效果越来越先进，场面设计越来越宏大，节目种类也越来越丰富。但不知从哪一年起，人们对春节联欢晚会的评价却越来越差了，原先在街头巷尾和茶余饭后的赞美之词变成了一片骂声，春节联欢晚会成了一道众口难调的大菜，晚会也陷入了“年年办，年年骂；年年骂，年年办”的怪圈。
春晚本不该代人受过，问题其实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有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当一个人在消费某种物品时，随着消费量的增加，他（她）从中得到的效用是越来越少的，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就被视为一种规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虽然是一种主观感受，但在其背后也有生理学的基础：反复接受某种刺激，反应神经就会越来越迟钝。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让我们欢呼雀跃，但举办次数多了，由于刺激反应弱化，尽管节目本身的质量在整体提升，但人们对晚会节目的感觉却越来越差了。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时时在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尽管有时我们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大多数情况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决定了第一次最重要。难怪人们最难忘的是自己的初恋，最难忘恋爱中第一次约会的地点。
摘自：李仁君，《吃苹果与看晚会》，《海南日报》2002年9月25日
[ Last edited by hkdavid on 2007-5-16 at 20:31 ]
作者: lavayu 发布日期: 2007-05-16
【案例3-2】 我抓住了消费者剩余
我在海口时很想买一个电子辞典，逛了数码商城之后，相中了一款叫“名人310”。逛了几家发现这一款价格都在600元以上，而且打折的余地很小。我虽然很喜欢这部电子辞典，但由于价格不够理想，所以还不能下决心购买它。
到上海学习期间，我住的地方不远处也有一家数码城，有一天下午我逛街时就进去了，在电子辞书的专售柜台果然有“名人310”在出售，标价580，比海口便宜一点，看了机器之后我便开始了讨价还价，售货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人虽然很热情活泼，但价格却咬得很死。我坚持的底线是530元，当我最后报出来后，小姑娘的态度有了一定的变化，她说：“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我得请示一下”。她打电话不知跟谁说了几句之后就对我说：“好了，就做给你吧！”
小姑娘态度的突然转变反使我产生了一丝犹豫。因为一是我还没有货比三家，二是根据买东西的经验，小姑娘有故弄玄虚之嫌，就像有些卖主嘴里说着“您再添点吧，这价钱实在太低了，没法卖！”，但手里已经在给你整理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向你发出了想卖的信号一样，都是想让顾客感到自己得到了很大便宜的一种姿态而已。但我不会上当。正在不想买的当头，商场看门的大爷不耐烦地嚷嚷到：“早就下班了，要关门啦！”我正好顺水推舟地说：“唉，时间来不及了，明天再说吧！”却见柜台里的小姑娘面露遗憾之色，嘴里还说着：“不要紧的，我马上给你开票，很快的！”但我已溜之大吉。
第二天一大早，我坐公交车到比较远的地方多看了几家数码商城，发现价格和昨天那家都相差无几，还有个别商场的价格赶上了海口的水平。最后我来到了一家叫“大润发”的规模很大的超市。一进超市，首先看到了一条很醒目的提示标语：“如果您在周边地区购买了比我处更便宜的同类商品，请持有关证明，大润发无条件为您补差！”看到这条承诺，我心里一下子轻松了，看来可能不虚此行。
找到了数码柜台，果然看到了“名人310”。更使我惊喜的是，上面赫然标价378元！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低价，而且是在一家有信誉的大超市。物美价廉，我还犹豫什么？立马决定买下。当售货员拿出机器后，我发现这不是我喜欢的颜色，而且再没有别的颜色了。我问售货员：“下午还会有别的颜色吗？”她说不清楚，因为下午不是她的班。我只好遗撼地回去了。中午休息后，我突然萌生了再去一趟“大润发”的念头。到了“大润发”后，我发现柜台换了一位小伙子，我问他：“名人310有没有淡绿色的？”“有啊！”果然他拿出了我最喜欢的那一色调。这回大功告成，我终于如愿以偿。那天我很快乐，因为通过购买“名人310”，我得到了（530-378）=152元的消费者剩余。
摘自：李仁君，《消费者剩余与买东西的乐趣》，《海南日报》2004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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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avayu 发布日期: 2007-05-16
【案例3-4】 恩格尔系数告诉我们什么
在统计学中把家庭用于食品支出的总额占家庭总支出的百分比，称为“恩格尔系数”。恩格尔是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他在研究人们的消费结构变化时发现了一条规律，即一个家庭收入越少，这个家庭用来购买食品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反过来也一样。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社会或国家越穷，其恩格尔系数就越高；反之，这个社会或国家越富，其恩格尔系数必然就越高。从动态来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用于食品的支出也会增加，但增加的比例是越来越低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恩格尔定律”。
“恩格尔系数”也许并非人人都懂，但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却是有目共睹的。 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目前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但要真正理解 “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还是要从“恩格尔系数”说起。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恩格尔系数也是连年降低。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也就是说那时我国城镇居民只属于勉强温饱，农村居民则仍属于绝对贫困。然而到了1997年，这个比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至46.4%，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至55.1%。更大的变化，出现在最近的四五年，到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至37.9%，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至47.8%。综合来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了50%以下。因此，才可以说“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为了实现小康生活水平，我们经过了两代人的努力。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民间人士时曾指出“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800美元。” 中共十三大报告里再次提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1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郑重宣告：“现在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目标，能够如期实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度里，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件有伟大意义的事情。这将为国家长治久安打下新的基础，为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新的起点。” 2000年年底，按银行汇率折算，我国年人均GDP已超过800美元，这说明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
人均GDP超过800美元，恩格尔系数降到50%以下。充分说明了我国人民正在从追求吃饱穿暖的温饱型生活，向追求享受和发展的小康型生活的转变。在衣食住行用等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的同时，城乡人民的精神生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用于陶冶情操、增进身心健康的文化艺术、健身保健、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稳步增长，用于子女非义务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支出大幅度提高，用于旅游休闲的支出增多，旅游市场一片火爆。
伴随着恩格尔系数的不断降低，我国经济总体经济形势亦趋好转。2003年年底，我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经济增长率重新超过9%，等等。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我国现在实现的毕竟还是总体小康，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是有差别的。要实现全面小康，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质量、所享受的民主权利，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还要提高；贫富差距还有待于改善，还必须消灭局部贫困。“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我们国家最高决策层的决心
摘自：李仁君，《恩格尔系数能告诉我们什么》，《海南日报》2004年2月25日
【分析】
恩格尔系数衡量的是食物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这一比例的高低与人们的富裕程度有直接关系，因为一般来说，高收入者用于食物的支出将相对下降；而低收入者则不得不将大部分收入用于购买食物。因此，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代表人们富裕程度的提高。但中国农村的情况说明，在恩格尔系数下降的同时，农民的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同步的改善。其中的矛盾并不是说恩格尔系数本身存在问题，而在于中国恩格尔系数的计算方法存在问题。假如我们在计算农民的恩格尔系数时将各种乱收费从总支出中扣除，那么，由此得到的恩格尔系数自然就更加准确，也就更能反映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及富裕程度。
作者: lavayu 发布日期: 2007-05-16
【深度观察3-2】 曹操与吕布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还记得勇武过人而谋略不足的吕布与狡诈多谋的曹操。吕布白门楼兵败，为曹操所擒。吕布为了求生，悄悄地向当时曹操身边的刘备求救：“公为坐上客，布为阶下囚，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刘备点头答应了，然后吕布就对曹操说：“明公所患，不过于布；布今已服矣。公为大将，布副之，天下不难定也。”曹操征求刘备的意见，没想到刘备却说：“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刘备一句话提醒了曹操，结果曹操果断下令处死了吕布。
曹操向来爱才，那吕布有万夫不挡之勇，说来也算个人才，曹操怎不想将吕布收归已用？但纵观吕布之履历，此人反复无常，曾两轼其主，显然曹操留用吕布风险极大，弄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为了避免风险，曹操才下定决心处死吕布。在经济学中人们对风险的态度称为风险偏好，根据风险偏好不同，决策人被划分为风险爱好者、风险厌恶者和风险中性者。
从曹操杀吕布来看，曹操显然属于风险厌恶者。因为留着吕布，是福是祸还要以概率来确定，而处死吕布，却得到了无福也无祸的确定结果。曹操生性多疑决定了其风险厌恶的取向，其实曹操对于风险的厌恶从《三国演义》中其它地方也能得到反映。曹操曾经行刺董卓不成，随机献刀，后被董卓识破以后被通辑，与陈宫一起逃难到曹操父亲的结义兄弟吕伯奢家里，为了自己的安全，不惜错杀伯奢全家，面对陈宫的指责，曹操道出了他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由此可见曹操为了自己的绝对安全，不愿冒一点点风险。
在生活中像曹操这样的风险厌恶者应该是占大多数的，人们通过各种途径来保险就是反映了风险厌恶的这一偏好。
摘自:李仁君,《曹操为什么要杀吕布》，《海南日报》2004年3月10日
作者: lavayu 发布日期: 2007-05-16
【案例4-1】从“大跃进”到“杂交水稻”
大跃进是发生在我国上一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一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激进运动。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还记得这种运动的极端性和破坏性。而袁隆平则是我国著名的农业科学家，也是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杂交水稻这项技术因大幅度地提高了水稻的亩产量，而对全球的水稻供应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两件事能联系在一起，主要是与经济学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有关。
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当使用多种投入，但只有一种投入是可变的，来生产一种产品时，随着这种可变投入的增加，得到的产量也是增加的，但超过一定限度后，这种增加的产量就会越来越少，甚至使总产量绝对地减少。这一现象普遍存在，就被称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当这一学说在十八世纪被提出之后，曾发生了两种观点的争论。一种观点从递减性出发，引伸出了资本主义的利润趋于下降的趋势，从李嘉图以后的众多西方学者据此为资本主义抱以同情；另一种观点通过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而强烈批判了这一规律，认为它抹杀了技术进步对收益递减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从列宁开始就非常强调这一批判性的结论。
实际上，技术进步因素在产量变化过程中到底重不重要？这主要与我们要考察的时期长短有关。假设我们是在一个充分长的时期内考察某种产品的生产，那么技术进步的因素很难不发挥作用；而在一个短期内假设技术水平没有发生变化可能会更现实一些。这样，在短期内边际收益递减应该被当作一个客观的规律来看待。说它是客观的规律，主要是因为这一规律是由生产的技术特征决定的。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边际产量先递增后递减，递增是暂时的，而递减则是必然的。边际产量递增是生产要素潜力发挥，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而到一定程度之后边际产量递减，则是生产要素潜力耗尽，生产效率下降的原因所致。
规律既然是客观的，就必须得到尊重，否则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由于大跃进时期的舆论导向把人定胜天的思想拔高到了让人头脑发昏的地步，当时的人们错误地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超限度的强行“密植”必然导致了粮食产量的大量减产，结果“人祸”加“天灾”，在当时的中国造成了饿死了上千万人的灾难性后果。
按照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连续追加投入，得到的产出的增加却越来越少，这似乎很可怕，但从长期着眼却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国从建国以来，一方面人口翻了一番还多，而另一方面可耕地的面积却一直在减少，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并没有出现所谓的“粮食危机”，这多亏了农业科技进步所发挥的作用。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角度来看，我国没有发生“粮食危机”的后果，主要是因为在长期中，这一规律的前提条件——技术水平不变——发生了变化。以袁隆平的事迹为例，为了提高水稻亩产量，他几十年如一日蹲在田间地头，经过无数次艰苦的试验和研究，终于将水稻种植技术推进到“杂交水稻”时代，在袁隆平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我国科学家通过联合攻关，现在已全部破解了水稻的基因密码。这对我国今后大幅度提高水稻亩产量提供了美好的前景。
从大跃进运动到袁隆平的成就，给我们展示了如何对待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正反两方面的例证。在短期，我们必须尊重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确定合理的投入限度；但在长期，通过积极地实施技术创新战略，打破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限制，可为人民谋取更大的福利。
摘自：李仁君，《从“大跃进”到“杂交水稻”:谈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海南日报》2003年6月11日。
作者: lavayu 发布日期: 2007-05-16
【案例4-3】机会成本与农民盖房
机会成本是一种因放弃而产生的成本。一种资源可能有多种用途，但它往往只能被选择用于一种用途，那么在放弃的那些用途中，最好的那个用途就是这一选择的机会成本。比如说，你有一间门面房，可以有三个用途：自己住，没有收入；租给别人，每月收租金1000元；自己开店，每月获纯利润900元。因为只能选择一种，所以，当你选择自己住，你每月的机会成本就是1000元；当你选择租给别人，你每月的机会成本就是900元；当你选择自己开店，你每月的机会成本也是1000元。看来，还是选择租给别人，机会成本最小。因此，这间门面房最终应该选择租给别人，才符合“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的信条。中国古代的先贤们也深谙此道：“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从中可以看出机会成本在决策中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从当代中美两国农民在盖房方面存在的差别比较一下，也不难发现机会成本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农村的很多地方,农民积攒大半辈子盖房，然后给儿子取媳妇，通常都是农民们一生中的大事。那么，房子是怎么盖起来的呢？一般都是在很多年前就开始自己准备材料。待材料一应俱全后，则在农闲的时节，找来一大群亲朋好友一齐动手，将房子盖起。这种盖房的方式十分原始，盖房用的工具也极其简单。往往是一个木工，既做门窗，又做架构，还顺便给主人做几把椅子；而砌墙、装修等也多是由同一批泥瓦工完成，这里边绝不会有很复杂的内部分工。
再来看美国的农民是如何盖房的。通常，他们会将盖房的活承包给一家专业建筑商，各种费用统一与建筑商结算。建筑商揽到这笔业务后，先找专业公司设计好图纸，然后再去找分包商，比如，专门处理地基的公司、专门砌墙的公司、专门做木工活的公司，每一类业务都有众多相应的专业公司提供服务。仅就木工活而言，就包括五类：屋顶的架构是一个专业做大批架构标准件的分包商；做厨房的柜子及饭桌又是另一个专业木工分包商；做楼梯也是一个专业公司；而室内的门窗、地板、墙脚又是一个专业公司负责；支撑房子的木架结构又是另一个专业公司。专业工人用的工具，则五花八门，十分复杂。在这种盖房过程中，建筑商除了将盖房的各项业务分解后转包给其他专业公司外，可能什么也不需再多做。
我们暂且不论中美两国农民的盖房方式到底孰优孰劣，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中美两国农民在盖房方面会存在这样的差别。由于中国市场发育程度低，经济不发达，农业生产率也不高，因此农民放弃生产的机会成本是极低的。他们可以非常从容地用最原始的方式盖自己的房子。农民自己的机会成本低，他们的亲朋好友的机会成本也一样地不高，所以，这种亲朋好友一齐动手将房子盖起的方式是行之有效的。今年张家要娶媳妇了，大伙儿就帮助张家把房子盖起，明年李家要娶媳妇了，大伙儿就帮助李家把房子盖起。
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因为美国市场发育程度高，经济发达，农业生产率本身也高，因此农民放弃生产的机会成本是很高的。在这里美国农民不是不可以自己去联系各个专业公司，但高额的机会成本使他宁愿将盖房的活全部承包给一家建筑商。首先，这个农民有自己专门的工作，或许，他一个人要负责耕种上百亩的农场，如果放弃手中的工作去亲自联系众多的专业公司，他的损失将会很大，这就是机会成本。第二，他对这些专业公司根本就不熟悉，如果要自己去做，他就得先花时间和精力去了解盖房的各种材料和造价，然后再去调查和比较每家专业公司的情况，直到最后确定签约。在这些专业公司替他盖房的过程中，他还得去监督每一项业务的质量，简直不胜其烦。并且，在他花费大量精力掌握了各种“盖房要旨”后，他很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再去盖第二栋房子，这些知识也就白费了。所以，他宁愿将不熟悉的盖房业务承包给一家专业建筑商，他自己则去专心干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样安排使得他的机会成本最小化了，所以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摘自：李仁君，《机会成本与农民盖房》，《海南日报》2001年12月19日
作者: lavayu 发布日期: 2007-05-16
经济茶座-歧视的代价 作者:李仁君
“性别歧视”将女性驱逐出生产，而使一些生产率更差的男性充斥到生产中来，必然将使社会总产出受损，而取消“性别歧视”将使社会总产出扩大。
价格歧视只是实现利润的一种手段，并无道义和伦理上的含义，而“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则表现为“超经济的歧视”。因为涉及道义和伦理上的关系，这些歧视不独为经济学关注，同时也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所关注。但是，这些“超经济的歧视”却惊人地适用于经济学的分析。
以种族歧视为例，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的分析，种族歧视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能够增加歧视者的收入，而是使歧视者和被歧视者同时蒙受损失。要维持歧视，或者说要购买歧视，歧视者就要支付相应的费用。歧视纯属一种偏好，像任何一种商品或劳务一样，对它的消费取决于收入和价格这样一些变量。
在贝克尔的分析中，假定美国少数民族和美国白人使用两种同质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但少数民族劳动要素丰富，白人资本要素丰富。因此，白人的劳动收益较高，少数民族的资本收益较高。种族歧视使白人劳动收益和少数民族资本收益获益，使白人资本和少数民族劳动受损。但是，因为少数民族的净损失大于白人，所以，美国种族歧视总体上的受害人是美国少数民族。
南非也曾是一个以种族歧视而著称的国家。1910年以后，南非占少数人口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建起了完整的种族隔离制度，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政策。在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的领导下，南非人民经过多年的奋争，终于在1994年终结了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也成了南非历史上首个黑人总统。新政府在废除种族歧视政策的同时，还对在种族歧视期间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进行国家赔偿。
南非的国家赔偿虽然是一件好事，但对在南非的华人却并不是什么福音。在南非实行种族歧视期间，华人因为肤色不够白，作为黄色人种的华人自然也在被歧视之列。而在南非终结种族隔离政策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的时候，华人却又因为不够黑，因而被排除在国家赔偿的对象之外。
说到“性别歧视”，还必须回到中国。虽然说性别歧视也许在整个世界上都算得上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由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的男尊女卑的传统，在中国人心中烙上的性别歧视的印记就格外深重了。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性别歧视”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女性不能参加科举，女性不能做官，女性不能入伍，大多数的女性甚至不能得到充分的教育，在很多庄严肃穆的场合，女性还要回避，等等。因此，在中国的许多传统戏剧中，有代父从军的“女将军”———花木兰，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状元”———孟丽君，还有阴差阳错的“女附马”———冯素珍，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性别歧视”的主宰下的“漏网之鱼”，因而才成为戏剧中具有独特看点的题材。
如果效仿贝克尔，我们也可以对“性别歧视”进行一些经济分析。“性别歧视”的结果不仅使女性受到损害，而且也使歧视女性的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受损。假定男性与女性在生产上的边际成本相同，但男性的边际生产率总体上高于女性的边际生产率。由于边际生产率不论男女都是递减的，所以，女性尽管在生产率的总体上低于男性，但在边际上，还是有不少女性，比如，名列前茅的女性的生产率有可能比男性中排在后面的生产率要高。在这种条件下，“性别歧视”将女性驱逐出生产，而使一些生产率更差的男性充斥到生产中来，必然将使社会总产出受损，而取消“性别歧视”将使社会总产出扩大。
作者: lavayu 发布日期: 2007-05-16
垄断与价格歧视 作者:李仁君
一旦产品的卖方形成了垄断，就非常容易形成价格歧视。
歧视就是差别待遇。以价格歧视为例，即同样的产品卖给不同的人，收取不同的价格，就形成了价格歧视。然而，推而广之，在同一个生活范围内，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待遇的歧视现象，还有多种形式。
“不同的人”不仅仅是“经济特征”的不同，而且还可以是“种族特征”的不同，或是“性别特征”的不同，或是“地域特征”的不同。“不同的待遇”既可以是“不同的价格待遇”，也可能是“不同的就业待遇”，或者是“不同的美誉度的待遇”。由此，除了“价格歧视”之外，相应地还会产生“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地域歧视”等等。但在生活中最常见的应当是价格歧视。
经济分析表明，一旦产品的卖方形成了垄断，就非常容易形成价格歧视。价格歧视通常有三种形式：一级价格歧视、二级价格歧视和三级价格歧视。
当卖方垄断势力比较强大且信息也比较灵通的情况下，卖方可以对每一单位商品都收取买方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将消费者剩余全部收归己有。假设某地区只有一个牙医，并且他清楚每一个患者愿意付的最高价格，他将对每一个患者收取不同的价格，使他们刚好愿意治疗，这样患者们的全部消费者剩余都转移到了牙医那里。这种情况是一级价格歧视。
一个垄断的卖方还可以根据买方购买量的不同，收取不同的价格。比如，电信公司对客户每月上网时间的不同，收取不同的价格，对于使用量小的客户，收取较高的价格；对于使用量大的客户，收取较低的价格。垄断卖方通过这种方式把买方的一部分消费者剩余据为己有。这是二级价格歧视。
三级价格歧视则是指垄断卖方对不同类型的买方收取不同的价格，买方的需求价格弹性越大，卖方收取的价格就越低；买方的需求价格弹性越小，卖方收取的价格就越高。通过这种方法，垄断卖方就从需求价格弹性小的买方那里榨取更多消费者剩余。比如，有的旅游景点对外地游客和本地游客实行价格歧视，对外地游客收取较高的价格，对本地游客收取较低的价格。
显然，价格歧视使产品的卖方尽可能多地获益，因为通过价格歧视，原本属于产品买方的消费者剩余也被转移到了卖方那里。但是，按照经济学家的分析，价格歧视在经济上却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价格歧视是满足帕累托标准的，通过价格歧视，卖方获取的最大收益，等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值。如果垄断的卖方实行统一价格，虽然也能达到一个最大的收益，但却小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值，因而在经济上是无效率的。
当然，价格歧视要行得通，垄断的卖方必须能对买者的不同特征进行有效的区分和分割。这种不同可能是买者的需求强度的不同，也可能是购买量的不同，或者是需求价格弹性的不同，关键是要对这种不同进行有效的区分和分割。比如，航空公司之间经常发生价格大战，优惠价常常能打极低的折扣。然而，即使是价格大战，航空公司也不愿意让出公差的旅客从价格大战中得到便宜。但是，当旅客去买飞机票的时候，他脸上并没有贴着是出公差还是私人旅行的标记，那么航空公司如何区分乘客和分割市场呢？
原来，购买优惠票总是有一些条件，如规定要在两星期以前订票，又规定必须在目的地度过一个甚至两个周末等。老板派你出公差，往往都比较急，很少有在两个星期以前就计划好了的国内旅行。这就避免了一部分出公差的旅客取得优惠机票。
最厉害的是一定要在目的地度过周末的条件。老板派你出公差，当然要让你住较好的旅馆，还要付给你出差补助。度过一个周末，至少多住两天，两个周末更不得了。这笔开支肯定比享受优惠票价所能节省下来的钱多得多，更何况，度完周末才回来，你在公司上班的日子又少了好几天，精明的老板才不会为了那点眼前的优惠，而贪小便宜、吃大亏。就这样，在条件面前人人平等，这些优惠条件就把出公差者排除得八九不离十了。
这样，歧视者心满意足：既挖掘出了潜在的需求，又排除了从歧视者角度而言不应该享受此种优惠的人。由此看来，航空公司实行价格歧视获得圆满成功。
（作者:李仁君,作者单位：海南大学经济学院,2007年4月02日 来源：海南日报）
作者: lavayu 发布日期: 2007-05-16
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商品都遵循需求法则，但某种情况下，会出现所谓的“反例”。
虽然“有些商品价格低时买的人少，价格升高时买的人反而多了起来”，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说“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因为生活中真正普遍的现象是———商品价格与其购买量的跷跷板效应———即商品价格高了，人们购买的量就少；而商品价格低了，人们购买的量就多。这是经济学中有名的“需求法则”。
需求法则的完整表述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商品的需求量与其价格成反方向变动关系。”需求法则的这种跷跷板效应源自两种更具体的效应———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当商品价格下降时，人们会用相对而言更便宜的商品去代替别的类似商品。举例来说，在馒头和面包价格都是1块钱时，一个人一个月吃30个馒头和30个面包，现在假定面包不变，馒头降为5角钱，那么，这个人一定多吃馒头和少吃面包，这是因为馒头比面包便宜，他用馒头代替面包的缘故。
当商品价格下降时，人们还会因为这种商品的降价而使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而有能力多购买这种商品。在商品是正常商品的情况下，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人们也会多买；而对于那些低档商品，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反而会减少消费和购买。这都是收入效应发挥了作用。还以上例来说，在馒头和面包价格都是1块钱时，一个人一个月吃30个馒头和30个面包，共需60元钱；现在假定面包不变，馒头降为5角钱，那么，这个人即使只维持原有的馒头和面包的消费量，也只需要45元钱即可，他多出来的15元钱还可以再多买一些馒头，这是因为他实际可支配的钱更多了，由于馒头和面包都是正常商品，那么他消费馒头和面包的数量也会更多些。
生活中大多数情况下的商品都遵循需求法则，但不等于说没有“反例”。其实需求法则在以下三种情况下，会出现所谓的“反例”。
第一种情况是“吉芬商品”。1845年，爱尔兰爆发了大饥荒，英国经济学家吉芬发现，虽然土豆的价格急剧上涨，但爱尔兰农民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对土豆的消费。后来，经济学家就把价格上涨反而带来需求量增加的商品称为“吉芬商品”。第二种情况是奢侈品。一般而言，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对奢侈品的购买增加更快。第三种情况是投机性商品。在投机性强的市场上（如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人们有一种“买涨不买落”的心理，即价格上涨时，人们认为还有上涨空间而抢购，价格下跌时认为还没有到底而抛出。
上述三种反例不但不能推翻需求法则，反而是以特殊的方式验证了需求法则。以“吉芬商品”来说，大饥荒使得几乎所有的商品价格都涨价了，这就与需求法则强调的“其他条件不变”这一前提不同。既然几乎所有的商品价格都涨价了，那么，替代效应就微不足道，而收入效应则非常明显。土豆又属于低档商品，那么，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穷人反而会增加消费和购买。
在奢侈品的情况下，人们也并不是单纯的“买贵”，而是讲究品牌和质量的。这从根本上并不违背需求法则。当我们把一辆名贵的汽车和一辆普通的汽车提供给一位富豪时，他虽然选择了前者，但不要认为他是“买贵”，因为这对他的实际需要来说，也许并不贵。他的需要不同于普通人对于普通汽车的代步需要，他更主要的需要可能在于体现实力和地位的炫耀性需要。
至于投机性商品的情况也是改变了需求法则强调的“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对未来价格的预期是一个常量，但在投机性强的市场上，人们对商品未来价格的走势的预期是一个变量，这种预期因素影响到他的个人决策。由此形成“越买越涨，越卖越落”的反常现象。
作者: zhubo1977 发布日期: 2007-05-17
谢谢
作者: gjgx1 发布日期: 2007-06-12
:cool::cool::cool:
作者: hzhqing11 发布日期: 2007-06-15
我觉得写的不错，与现实生活结合的实例更有力的论证了经济学的普遍存在性。
挺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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